罗思敏,广东广播电视台房产频道《家居大变身》梦想导师、推荐设计师
世居岭南,书香门第,习文学画,博古通今。
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二十二岁从事室内设计,二十七岁创办中国第一间民营室内设计事务所“思哲设计”。多年来,秉承“新东方主义”的设计理念,贯通中外。带领团队创作了上千件作品,公司也由单纯的室内装饰设计事务所拓展到有旧城改造、园林建设及照明工程等多方位设计的综合设计院,在行业中颇有影响力。他强调:作为设计人,必须有社会责任感。故从自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出发,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设计项目是他的坚持。其跟进的“新河浦历史文化保护区整治工程项目”荣获联合国颁发“世界大都市奖”第二名,力压巴西阿雷格雷港,仅次德国柏林。而回馈社会是他现行的重点工作之一,故他在多所高校任职,将三十余年的设计经验授于后辈。个人荣誉:中国室内设计卓越成就奖,中国室内设计二十年优秀设计师,全国有成就的资深室内建筑师,广东省环境艺术设计行业协会杰出贡献者等。
题记:
“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永不抗拒生命交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到了蓦然回首的那一瞬间,生命必然给我们公平的答案和又一次乍喜的心情,那时的山和水,又回复了是山是水,而人生已然走过,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秋天。”
——三毛
罗思敏老师成长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生活当中不断的变故以及自身热爱绘画的初心促使他走到了今天。自1988年创办“中国第一间民营室内设计事务所”以来走过整整三十年,回望这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每一段记忆都如此清晰,在与世界和自己和解后,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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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实录
紧跟潮流——从机械师到设计师
杜:您先后跨了多行,从最早的机械师到教师再到设计师,这些粗略一看都是不搭边的职业,这中间的经历一定很丰富,能和我们讲讲吗?
罗:我七岁开始学画画,当时所有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能够留在城市里面当工人已经是很好了。所以我当时就考到一个技工学校,毕业当了工人,本来这一生做工人就一直走下去了,但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想转行。我父母都是老师,所以也想让我做老师,通过关系读了师范,之后当了小学美术老师。
当老师很开心,但面临一个问题,我的工资只有四十一块半一个月,当时我两个弟弟陆续考上大学,按习俗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家里要给他钱的。那时候我爸不在了,我妈让我想办法,每月给一百块供我弟读书。于是我便兼职四份工,这样才能凑到两百块钱,一百块给我弟,还有一些自己用,有时也补贴家里开销。但这种日子下去身体会吃不消,所以决定改行,做一个工资高的工作。通过介绍,我去做设计,做设计能拿到两百块钱,什么都解决了。那时83年在深圳,竞争太激烈,又没钱,住亲戚家睡客厅,想想还是回来广州,继续做设计这行,每月有一百四十块,自己留四十,勉强能对付生活。总结下来,大概就是因为经济原因,从工人走到了设计行业。设计那时是最新、最流行的行业,但那时没有设计公司只有装修公司。
杜:童年时期学习绘画的经历,也算是误打误撞为您之后的设计道路打下了一个基础,父母会花心思培养您的兴趣爱好吗?
罗:那时没有父母让你去学东西这一说,也没有补习班,就是自己愿意学就自已买书,或者去亲戚家里学。后来终于有老师开班了,但开班也是义务的。我学国画,弟弟学水粉,其实什么都教一点。我们是倒过来读的大学,最小的弟弟我供的,第二个是他自己打工考的美院,我是他们都读的差不多了才去读的。考试对我们来说是个难关,但最难的却是考上之后没钱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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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下之忧——可持续发展需要社会的合力
杜:您后来在瑞士读了可持续发展建筑,在中国好像还没有专门教这个的学校,这是一门怎么样的学科?
罗:它属于建筑类的,是环保和建筑的结合体。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盖的建筑就是为了漂亮,电、水这些都是不节省的,但是可持续发展建筑就要研究如果没水,怎么用雨水来生存;如果没电,你怎么把室内变成冬暖夏凉。有个案例,汶川地震之后在山上盖了一个学校,这学校没水没电,却一直生存。它利用太阳能板吸热然后发电,那里日照很强,所以无论在走廊、厕所、地下停车场,甚至阴天都会有电。万一连阴天都没有那就用蓄电池,有光导纤维,就不需要常规电力了。
杜:那建造的科技成本会很高吗?
罗:有两大流派,一种叫“高科技派”,一种叫“低科技派”,我们学的是低科技派,尽量用自然生态。比如水的过滤,假如我们上厕所,把脏水倒下来只需要经过一个格栅,格栅的东西可以拿过来变成肥料,只要不把纸扔到卫生间都没问题,诸如此类。像厨房可能有油,就种空心菜,它会把油都吸掉,留下来的就是清水。在山区大量用地可以做这些,其实成本并不高。
杜:选这个专业是因为想要在设计理念上做一些改变吗?
罗:一开始也没这么想,是因为瑞士那边只招这个专业,我也是去了才知道原因。瑞士的老师说了一件另我们比较震撼的事情,他说:“美国人是全世界最浪费的,他们在一百年内会用掉五个已知的地球资源,所以急需改变美国人的思维,现在他们已经意识到了,整体有所好转。中国按照现在的消耗量,大概一百年内会用掉两个地球的资源。我们欧洲学术界开了一个会,认为一定要制止这种行为。所以我们开班,请你们来读书,告诉你们这是错的,为此我们还申请了一百多万欧元的资助金。”
杜:那您学成回国后,想要如何来推广这种理念呢?
罗:推广是很难的,现在是政府很想改变,学术界也想,社会浪费的雪球在滚动,有惯性。政府是给予了一些政策,但具体做的那个人呢,他又不一定听,会钻空子,比如房地产商。我最近去了上川岛,岛上大楼直接盖在海边,没有污水过滤,整个全都排海里。政府是想要管,但只要一脱离政府的监管眼光,开发商就乱来了。作为设计师我也知道要做过滤池,但地产商不给这部分的预算,就算设计了也不做。
杜:一个可持续的案子需要社会的合力,瑞士在这方面给您的感受是如何的,有让您记忆深刻的事吗?
罗:瑞士全民有这个思想,用了许多年的教育,从国民的内心世界形成一个文化。我记得有次我瑞士扔垃圾,有个老头就站在那里嘴里说着什么,有个同学懂德语就和他聊了会。他说我们用的袋子不是这个社区的,不能放在这个垃圾桶。于是我们说先放在楼梯口,想晚上买了袋子再回来处理,但回头发现不见了已经被人用这个社区的塑料袋装好放进垃圾桶里了。老外告诉我们,你知错了,我们可以出钱买袋子帮你装,就这么犟。
最令我们难堪的一件事是,我们当中有人把抽完的烟头扔到了铁轨上,有个老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一百年后有人会来到这个地方,看见这里有烟头,他们会知道中国人来过。然后那个同学就跳下去把所有的,包括不是他抽的烟头都捡了起来。这类事很多,是种全民意识。
杜:社会整体意识的形成需要时间,更是一种精神。您在建筑、室内设计作品中都会注入哪些可持续发展的元素?
罗:首先我对无甲醛产品的重视程度很高,因为我曾经甲醛中毒过。二十年前我家里装修不久,马路太吵只能关窗,有甲醛味以为吸一点没事的,但有天起床就倒下了,差点出事,后来就很重视。像现在我办公桌连油漆都没有刷,就一点点蜡,能用水性漆就不用油性漆,像中国的生漆虽然很大味道,但没有甲醛。
其次我们设计的建筑会出现很多遮阳板,减少空调的使用,即能采光又能遮阳;通风也会做的更好,两边都要有窗,形成南北对流。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热,并不是真的温度高受不了,而是湿气浮在身上。温度还是23、24度的时候,人其实是不觉得热的,觉得闷热就因为它湿,只要一抽湿就会很凉快。
想墙上没水也可以,用比较松软的材料,比如广州青砖或者红砖,它是通透的,里面有很多孔,湿气在里面流不下来。英国的天气和广州一样很潮湿,但是它屋内是干的,因为他们用木做壁板;美国加州也潮,他们也用木头盖房子,所以我们在处理表面时就经常用到水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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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历史——老建筑的复杂与温情
杜:您现在办公的宅子看着非常有味道,有些年月了吧?
罗:有120年的历史,是以前国民革命军陈济棠先生的宅子。我们在这边办公11年了,本来要拆掉,政府已经卖给一家房产商盖楼了,但我们坚决不让拆,甚至推土机来了员工就站在那里反抗。保存下来也不容易,先是办“文物证”再办“文物等同绿地证”,弄了好久。
杜:虽然说“年纪”这么大了,但看起来却依然很完好,是有翻新过吗?
罗:我们接手的时候其实都快倒下了,所有的砖都被重新打磨过,能看到磨的痕迹,这个房子本来是歪的,我们用灌泥浆把它撑起来,重新找水平线;由于周围地基不够深,我们又倒上了四十公分厚的水泥层,变成了一个浮台,撑着两个房子。所有窗都是拆下来,拿去工厂,一模一样重做了一套,看起来是旧的其实是新的,连窗栓都有重做。
杜:我们知道您非常重视传统文化,有大量老街改造的案例,这么多年下来,对传统建筑的保护有什么心得吗?
罗:最重要就是尊重历史,去档案局找它当时一些有关的书、照片来做,不会随意去设计。就比如我在做“上下九”的时候,它有很多欧式的元素,但都是经过转化过,以适应这个城市气息的。我们为此还出过两本册子,把广东现有的老房子考察一遍,编成一本《广东老房子》,公司人手一本拿去对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挣钱的事,当成是一个社会责任,带着研究历史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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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风格——都是别人打上的标签
杜:除了您擅长做的“岭南风格”外,还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文化吗?这些喜好会融入到您的设计作品中吗?
罗:我比较喜欢传统的东西,不一定是中国的,我也做很地道的欧洲传统的东西,也做江南风格。我们公司在广州,客户周边地区居多,会比较倾向于岭南风格。其实岭南是不纯粹的,不像江南,江南才是真正中国文化的核心,岭南其实是混种,混一些东南亚的欧洲的。最典型的我们叫“骑楼建筑”,广东总是下雨,那逛街的时候如果是直接在里面走不就很好嘛。但是据研究,“骑楼”可能源自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骑楼上面有许多欧洲的元素,尺度各方面都很像。广州在1000年前就已经和外国人做生意,海上贸易很发达,互相吸收了许多东西。
杜:您被称为“新东方主义的倡导者”,您是怎么看待的?
罗:开始我们是觉得很多公司在做欧式,那我们就做中式、东南亚式的偏东方一些,找差异化。就像我们很多项目都是日式园林,但有时会把它和东南亚的树木混搭。像室外怕晒做些长廊,配一些葡萄架;屋内也许偏中式,茶室、书画,这种混搭就很东方,所以叫“新东方”风格。会有学者对此研究,理论提升,把它命名为“新东方主义”。接下来就有人说,你是“新东方主义提倡者”,都是别人去分,自己是不敢这么说的,只是我在做这样的设计而已。就和画家一样,都是后世去把他分类的,自己是不这么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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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手绘——创作需要思考而非操作
杜:我看您桌上放置着许多马克笔,应该经常手绘图纸。我们说做一个设计从最初的构思开始,很多灵感都是脑中一闪而过,可能随手就开始记录,您也是这样的吗?
罗: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电脑软件,软件那是在95年后才开始普及,相较之下我觉得还是手绘比较精准,像我画习惯了,画一个圈就是一米的,比例相对于电脑制图还容易控制。有些图库里比例不准确还要自己重新画,也麻烦。
杜:会对员工也有手绘要求吗?
罗:对核心的员工有。假如我布个平面上电脑画,布好就画完了,手绘的话我打一个图框出来,叫员工过来,这里摆什么,那里怎么弄,说明白了可能半个小时我就可以自己喝茶了;还有画完拿到工地上和施工方校对,有问题马上拿笔改了。如果是电脑的话还要拿回去改图,施工时间就浪费了。每样东西都有缺点有优点,电脑保存资料特别方便,但是“创作”特别不方便,没法在上面随意乱画。我要求我所有的主创都用手绘,因为用电脑的话大量时间是在操作而不是思考。
中国设计——广州是中国室内设计的发源地
杜:您曾经做过老师,作为一位设计界的资深前辈,有什么想对刚毕业的学生们说的吗?都说走设计这条路开头要苦熬好几年,您又是怎么看的?
罗:有位美院院长和我说过,近三年来学设计的没有一个在做设计,学生们的期望值和社会所能够给予的有太大的落差,所以都改行了。做那些需要知识的行业,初始薪资方面是比不需要知识的低,比如做服务员,已经在体力劳动了,总要给多一点钱吧。
我们刚进来的实习生前六周需要进行一个培训,他们不用上班只是在做功课,六周完了再请广州的设计师过来讲课,讲他们的案例。
杜:那挺好的,像在杭州的话就没有这个培训过程,直接就上手了。
罗:因为杭州、上海大家知道是好城市,都会过去,所以雇主可以挑优秀的人才直接上手用。那像广州一直以来不被看好,所以广州从来都是以培训作为一个基础在做。但其实广州是中国“室内设计”的发源地,第一个倡导这个名词的人叫王受之,广州美院设计学院的创办者,他是第一批留学回来的教授,来推行“设计”这个概念。我83年出来做设计就是因为我在80年听过他讲课,才知道世界上有个行业叫室内设计,那时其他美院都没有设计这一说,但广美在81年左右就有设计系了。
第一批来广州从事设计教育行业的全是中央工艺大学(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的,像崔华峰、林学明都是广美老师;央美现在两个顶尖的教授也是广美毕业的,一个叫王建成,中央美院城市学院院长;一个叫梁建国,以前在广州集美任过职,核心的人物还是广州过去的。广州是中国设计的发源地,广州超过1000家设计公司,只不过不太宣传。
广州市上下九商业步行街改造工程
后记:
采访结束后,罗思敏老师送给我们公司多年来改造广东老建筑的经典案例——《城市文化复兴》,囊括上下九步行街、沙面岛、东山龟岗商业街等等几百个项目。在前言中,罗思敏老师弟弟也是合伙人罗远翔说道:在城市改造的后期,我们学会了剥开那些玻璃幕墙、铝塑板,让文革期间的建筑回复尊严;用传统的洗石米与青砖、红砖让历史建筑“修旧如旧”;我们还提取各街区地方传统文化特质,把那些城中“村屋”、穿着“百家衣”的大厦“和谐”过来。终于,我们敢站在这里直着腰杆说:“我们做的事情可以贴上’城市文化复兴‘的标签了!”
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我想这也是他们兄弟二人,对这片他们呆了大半辈子的土地,最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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